古籍原来都是这样被保护的，涨知识了！

古籍原来都是这样被保护的，涨知识了！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，日本在军事上疯狂侵华的同时，还对中国文化（包括古籍）进行大肆破坏或掠夺。例如，日军悍然空袭我国的纯文化目标商务印书馆、南开大学。巨量的中华古籍或毁于日军炮火，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所窃取。

 

与此针锋相对的是，我国的广大爱国志士不仅军事上殊死抵抗日军，也为保护古籍而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

 

 

抗战期间的古籍保护，体现为多种形式。其中，一种较突出的形式是：集中人力物力，将大量古籍从战区（或者面临沦陷危险的地区）辗转迁到大后方（尤其是大西南、以及西北）予以保存。

 

由于大量古籍收藏于博物馆、省立图书馆、市立图书馆以及高校图书馆内，所以，著名的抗战时期“文教大西迁”中，也就包含了随着博物馆、图书馆一起西迁的“古籍大西迁”。

 

例如，故宫重点文物、北大图书馆、清华图书馆、中央大学图书馆、武汉大学图书馆、浙大图书馆、浙江省立图书馆、湖北省立图书馆等许许多多重要文教单位的图书，它们都是西迁的对象，其中很自然地包含了巨量的古籍。

 

当时，广大的中华爱国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狂轰滥炸，不顾交通条件的极度恶劣，千里迢迢（甚至万里迢迢），像蚂蚁搬家一样，把一箱箱笨重的古籍从东部中部艰难运送到偏僻贫穷的西南、西北，使得这些古籍幸免于日寇的劫掠，在烽烟中继续传承着中华文脉。有些图书工作者甚至为古籍迁移付出了生命代价!

 

我因为久居湖北，是湖北省图书馆的老读者，对于抗战期间湖北省立图书馆的古籍西迁略有所知。该馆的西迁，作为整个全国的“抗战古籍西迁”的一个缩影，其西迁的艰难困苦，很能够折射出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。

 

 

湖北省图书馆于1937年刚刚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新馆舍（现为国家级优秀历史建筑），拥有丰富的古籍。令人痛心的是，新馆落成伊始，尚未来得及大展宏图，日军全面侵华开始了，战火一步步逼近武汉。1938年夏，武汉的人员与物资开始进入“西迁倒计时”。

 

这时，年逾花甲的湖北省图书馆馆长谈锡恩先生为民族文化之大计，积极建议上峰务必将省图书馆纳入西迁内容。几番苦口婆心，慷慨陈词，终于得到采纳。

 

省图西迁起步后，谈老先生全身心投入这项大业，呕心沥血。年迈的他甚至夜里就索性睡在运送西迁图书的简陋船只甲板上，以防图书有闪失。为了防止空袭、避免古籍因三峡航运不畅而受损，谈锡恩建议将一部分古籍暂时储藏于鄂西的兴山县山洞里。古籍进洞之后，谈先生时刻担忧古籍安全，经常亲自在山洞里守护。

 

谈锡恩的儿子也是图书西迁的热心工作者，不幸在日寇空袭中遇害。谈老先生忍着丧子的剧痛，依然不改初心，坚守在图书西迁的第一线。

 

经过谈先生等广大“图书人”的忘我努力，湖北省图书馆用落后的、甚至原始的交通工具，将9万多件古籍辗转送往宜昌、秭归、兴山等处以及战时省会恩施，累计跋涉千里以上，迁移多达七次，迁徙延续几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又把它们安然运回武汉，在这艰难的长征中，其间居然仅损失了几百册（由于无法完全抗拒的渍水等缘故），损失率不到百分之一。考虑到抗战期间极度恶劣的环境，如此低的损失率已经算是非常小了。

 

古籍西迁，一曲文化爱国的慷慨悲歌! 不仅湖北省图书馆古籍西迁，其他众多的古籍西迁，也无不如此。